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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79年黄文欢“叛逃”中国始末

  我们南边和东边的小兄弟,都曾出现过高层叛逃事件,其中影响力比较大的,南边有黄文欢,东边有黄长烨。

  1979年,越南国会常务委员会副主席黄文欢,经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,“叛逃”中国,被称为“叛逃到中国的级别最高的外国领导人”。18年后,朝鲜最高人民会议议长黄长烨,走进韩国驻华大使馆,叛逃韩国。

  黄文欢到中国后,致力于发展中越友谊,得到了我国极高的评价,被钦定为“中国人民尊敬的老朋友”。在中国看来,黄文欢不是叛逃,而是在与黎笋反动集团作斗争,是奔向光明的义举。

  黄长烨去的是资本主义的韩国,光这一条就注定了他没法加引号。而且他走的时候,给中国惹了不大不小的麻烦,去韩国后,又到处爆料前老板的黑幕,让大家面子上都不好看,叛逃实锤。

  二黄事件,虽然没有当初副统帅折戟温都尔汗般惊心动魄,但也是那个年代震惊世界的大事,值得细说一下。

  1905年,黄文欢出生于越南义安省一个教师家庭,父亲黄鸣鸿是个教师,长年累月在外面教书,母亲靠借债贩卖绸布过日子。

  虽然家庭条件并不优越,但黄文欢的父母很重视子女教育。黄文欢6岁时,就被送到了外祖父家学习汉语,并随亲戚们到外地游学。

  几年的游学生涯,增长了黄文欢的见识,也培养了他的交际能力和社会活动能力,后来黄文欢积极投身革命并受到胡志明重用,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在这些方面的能力。

  1919年,14岁的黄文欢进入法越学校读书,在校期间,他的思想受到了启蒙,开始对法国殖民当局不满,遂萌发了革命思想。

  1924年,胡志明(当时不叫这个名字)以翻译的身份,随苏联顾问鲍罗廷来到广州搞革命。

  当时,广东是中国革命的大本营,孙中山在这里搞三大政策,联俄容共,革命气氛很浓厚。

  得知中国大革命的情况后,1926年黄文欢和十几个越南青年一道,跋山涉水来到广州,慕名投入了胡志明麾下。

  胡志明将一部分人分到了黄埔军校,黄文欢和另一部分人分到了政治训练班——这个训练班是胡志明创办的,专门培养革命骨干。

  人生就是这样,跟对了人比什么都重要。进了胡志明的政治培训班,未来意味着什么?只要中途不牺牲,不犯组织错误,庸才也能混个地厅级。

  1925年7月1日,广州,国民政府成立典礼,前排:汪精卫、张太雷,鲍罗廷

  在国共合作的基础上,广州成了革命青年的天地,的黄埔军校、的农民讲习所、越南人的政治培训班,以及其他的革命培训机构,在这里自由播撒革命火种。

  不同国度的革命青年,经常在一起听课学习,参加工农运动,搞文艺汇演,很多人之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。

  在广州期间,黄文欢参观了黄埔军校,瞻仰了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,还旁听过中国组织的第一次工人大会。

  据他后来回忆:“第一次到中国寻找革命,学习革命。当时心中既忐忑不安,又兴奋不已,犹如在黑夜里摸索的人看到了灯光,急速前进。”

  1927年春,黄文欢从政治训练班毕业,被胡志明派回越南。他以教书为掩护,开展革命和宣传工作。之后又被派往泰国活动。经过几年的实践,黄文欢很快成长为能独当一面的革命家。

  1935年,黄文欢再次奉命来到中国,先后在南京、武汉、昆明等地,进行秘密的越南革命活动,具体工作是领导印度支-那海外部的工作,在越南侨民中宣传革命,建立基层组织。

  黄文欢有一个同乡叫胡学览,此人是白崇禧的同学兼好友,在南京参谋本部担任中校参谋。黄文欢在中国活动期间,主要依靠胡学览掩护和打通门路。

  在胡学览的活动下,黄文欢等人于1936年初到南京党部,申请成立“越南独立同盟会”,得到了陈立夫的接见和批准,获得了合作活动的身份。

  之后,胡学览还为黄文欢在南京参谋本部找了个文书的工作,帮他解决了生活难题(少尉军衔,月薪30元)。

  抗战爆发后,黄文欢随参谋本部撤离南京,先后辗转武汉、长沙、贵阳等地,并于1939年在昆明落脚,以做裁缝为掩护,继续搞革命。

  胡志明资格很老,与莫斯科和中国的关系很密切,但他属于拿着总部尚方宝剑的空降干部,在本土根基不深。

  30年代初,胡志明在香港被捕,关了一年,之后又被本土派排挤,逐渐失去领导权,在苏联坐冷板凳,1935年总部召开七大时,胡志明甚至成了自己昔日小弟黎鸿峰的顾问。

  1938年,胡志明从苏联经新疆到达延安,之后随南下,在昆明、贵阳、桂林等地做一些工作。

  在胡志明的履历上,这一段时期的履历写得很简略,往往一两句话带过,原因就在于此。

  1940年,印支共在南圻暴动失败,包括黎鸿峰在内的数百名干部被法国殖民当局逮捕,越南革命陷入瘫痪。

  此时,黄文欢和另一个革命者武英,把已经中断的党内外联络关系重新建立了起来,并以中央的名义,迎接在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联络站工作的胡志明回来,主持大局。

  胡志明决定将工作重点转移到中越边境地区,伺机向越南发展,然后夺取革命胜利。他们选中的地点是广西靖西县。

  要在靖西县搞革命,必须获得中国当局同意。于是,胡志明、黄文欢、范文同、武元甲、冯志坚、武英等人来到桂林,面见国民政府军委会桂林办公厅主任李济深,获得了李的支持。

  越盟(越南独立同盟)在靖西县建立了革命基地,被迫害的越南革命者纷纷来此汇合,接受胡志明对他们进行政治培训。

  1941年胡志明回国后,范文同、武元甲、黄文欢等人仍留在靖西搞革命。其中,黄文欢是越盟在靖西办事处的主要负责人(靖西支部书记),负责在中国其他地方建立支持越南革命的据点。

  在此期间,黄文欢充分发挥了他善于社会活动的能力,与各方人士的关系处理得很好,他还争取了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的支持(当年在广州,黄与张有交情)。

  为了便于黄文欢开展工作,张发奎任命他为“中越边区政治工作队”中校翻译官。利用这个头衔,黄文欢结识了第四战区靖西指挥所主任陈宝仓将军,两人成为至交好友。陈宝仓帮助越盟培训了很多爆破技术及其他军事项目人才。

  1942年8月,胡志明潜入中国,被疑为日本间谍而遭地方逮捕,呈报就地处决。

  事情发生后,黄文欢请求陈宝仓、张发奎从中斡旋,保住了胡志明的性命。之后经总部力保,越盟承诺协助中国抗战,蒋介石才于1943年9月释放了胡志明。

  1942年,越南革命的重点,逐渐从中越边境转移到了越北地区。这年年底,黄文欢返回越南高平,参加建设高平根据地和开辟越北解放区的工作。

  越南革命走上了正轨,黄文欢也位列高级领导人之列,1945年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,担任越北解放区党委书记,北越建国后,任国防部副部长。

  1950年初,黄文欢来到中国,参加了中国第一批驻外大使培训班,结业后,他负责筹备越南驻中国大使馆。在李克农的协助下,黄文欢将使馆选址在了史家胡同。

  由于长期在中国革命和工作的经历,黄文欢视中国为第二故乡,他能说一口流利的广式中国话,会写一手漂亮的毛笔字,政治立场是亲华派。

  1957年,黄文欢卸任驻华大使。此前一年,他已当选为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,回国后,担任越南国会常务委员会副主席兼秘书长。

  1966年,中越关系出现矛盾,1969年胡志明死后,黎笋成为线年越南抗美斗争结束后,两国关系迅速恶化。

  1976年越共四次代表大会上,黎笋以黄文欢“年老多病”为借口,将其排挤出了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,仅保留了一个国会副主席的头衔。黄文欢自此失去实权。

  然而,黎笋对黄文欢还不放心,派人跟踪他,并在其住所附近和医院病房安装。开会时也不安排他上主席台,记者拍照时也刻意屏蔽他入镜。

  中越战争后,越南方面举办胜利展览大会,黎笋指定要求黄文欢参加开幕式,话外音——黄文欢不是亲华吗,让他参见开幕式,既可以让他不爽,也可以破坏中国对他的好感。

  结果,黄文欢穿着中国式的军装、戴着中国式的军帽,参加了开幕式,无声地抗议这次大会以及黎笋的执政路线。

  黎笋更加讨厌黄文欢,黄文欢也意识到再留在越南性命难保,于是暗下决心逃往中国。

  1979年夏天,黄文欢持续发高烧,久治不退,他怀疑自己患了癌症,但医生会诊后说,他的肺部有一块黑斑,怀疑是肺结核,建议到东德做进一步检查治疗。

  作为一名经久考验的老革命,黄文欢年轻时曾无数次逃亡跑路,对他而言,这次逃亡纯属小Case。

  1979年7月初,黄文欢带着一名秘书和一名医生,先飞到了巴基斯坦卡拉奇。

  在卡拉奇,他佯称身体不舒服,要在这里多待几天再去东德,让随行秘书先去东德做准备。

  支走秘书后,他瞒着医生乘坐出租车来到了中国驻卡拉奇领事馆,说明了事情原委,表达了想去北京的愿望。

  中国领事馆请示上级后答应了他,第二天,中联部一名副部长亲自赶来卡拉奇迎接黄文欢。

  黄文欢“失踪”后,越南方面逮捕了黄文欢的随行秘书和医生,然后向各级组织传达了黄文欢叛国投敌的情况,要求彻底肃清黄文欢一伙的流毒,把不符合政治标准的人清除出去。

  8月9日,黄文欢在北京举行了中外记者招待会,发表了《致全国同胞书》,称中国曾经在抗法、抗美救国斗争中,和越南人民一起牺牲,是并肩作战的友邦。他还批评黎笋等人颠倒黑白,认友为敌。

  不久,越南方面以叛国罪,宣布将他开除出党。黄文欢在《人民日报》上发表《关于黎笋一伙把我开除出党问题的声明》,火力全开,猛批黎笋倒行逆施。受到了中国的高度赞扬。

  黄文欢到达北京后几天,就被确诊为肺癌,经过不计代价的治疗,病情有所缓解,但他期望得到根治。

  9月5日,北京301医院院长亲自操刀,为黄文欢进行了肺癌手术,由于是早期,手术很成功,几个月后癌症彻底痊愈。

  黄文欢躲过了病魔,保住了一命。另一边,越南方面采取缺席审判的方式,以叛国罪判处他死刑。

  此后,黄文欢长期居住在中国,天南海北都留下了他的足迹,他不仅写了长篇回忆录《沧海一粟》,还写了大量诗词文章歌颂中国,一如既往地批评黎笋集团,为“恢复和发展中越友谊做贡献”。

  1986年黎笋去世后,中越关系趋向缓和,在黄文欢的问题上,越南方面也有所松动,先后允许他的儿子来北京探视,并允许他的夫人来华小住。

  1990年北京亚运会,武元甲作为特邀贵宾参加开幕式,期间私下见了黄文欢,两人还拥抱了。

  继黎笋之后上位的阮文灵,曾在1990年对中国方面坦言,想为黄文欢平反,把他接回越南,但得不到其他领导人的支持——黎笋虽死,但他遗留的势力还很强大。

  按照黄文欢生前遗嘱,其骨灰一分为二:一份撒在红河源头,顺流回到亲爱的祖国越南,一份留在中国,表达对中国的留恋和感激之情。